一些有關方向的反思

大家能感覺到，我最近的更新放緩了。

我其實停下來想了幾天。

凡事就怕停下來想，一停下來，問題就出來了。

這個問題不在劇情裏，在我身上。

我寫這本書的初心是什麼？

一句話，用一種超越現有秩序的方式，改變美利堅。

里奧·華萊士的腦子裏住着羅斯福，但我從來沒想讓他成爲第二個羅斯福。

羅斯福的新政很了不起，但歸根到底還是修補。

在舊房子上麪糊牆皮，牆皮糊得再漂亮，房子該塌還是塌。

我想寫的，是一個人站在舊房子的廢墟上面，指着一片空地說：在那裏，我們重新蓋一座房子。

最開始的時候，這個念頭非常清楚。

社區中心保衛戰，最底層的人面對最赤裸的不公正，那種反抗的勁頭是生猛、樸素、直接的。

互助聯盟的構想，帶着一個根本性的追問：爲什麼普通人的生存保障必須被綁在資本的利潤鏈條上？

那時候我寫得痛快，我知道我要去哪。

後來事情發生了變化。

變在哪？

舉一個例子。

斯特林起訴賓州能源管理局違反《聯邦能源監管法》，要求撤銷部分職能、移交三哩島重啓工程的監管權。

里奧這邊怎麼應對？讓吳薇薇分析訴狀的法律攻擊面，伊芙琳用互助聯盟的浮存金做多能源管理局的債券，對沖華爾街的做空。

我寫這段的時候很投入。

查了聯邦能源監管的真實法律框架，覈實了《聯邦能源監管法》第201條的管轄權劃分邏輯，研究了501(c)(4)的合規邊界，確認了債券做空與做多的金融對沖機制。

寫完之後，我甚至覺得滿足。

真專業，真紮實，真像那麼回事。

然後我停下來看了一看。

我在幹什麼？

我在用美國聯邦法律體系的內部邏輯，去解決一個角色在美國聯邦法律體系內部遇到的程序性障礙。

用體制的工具修理體制的bug。

我們的主角呢？

他在跟參議員談判，在跟白宮幕僚長過招，在修補實施條例的法律漏洞，在對沖華爾街的做空，在操控選舉週期的輿論節奏，在用501(c)(4)來反擊對手的501(c)(4)。

他在用這個系統的語言說話，用這個系統的規則博弈，用這個系統的工具戰鬥。

故事從什麼時候開始這樣的？

翻回去一查，脈絡很清楚。

最開始，里奧面對的是一個具體的不公正。

社區中心要拆，背後是資本和政客的勾結，他的反抗方式是動員居民，上街，對抗。

接着他開始學這個系統的規則。

競選市長，籌款，拉票，組建團隊。

他開始用系統的語言跟系統對話。

當選之後，他已經熟練掌握了規則。

操控輿論，運用法律槓桿，設計金融結構，每一步行動都在框架之內。

再往後，他已經成了系統的一部分。

跟總統握手，在白宮跟幕僚長打啞謎，讓律師去利用聯邦法規的漏洞，把核電法案的實施細則當作政治武器。

一條線。

從外到內，從反抗者，到參與者，到操控者。

這條線本身沒有問題，很多政治人物都走過這條路。

故事也因此越來越真實，越來越專業。

但我的初心呢？

兩百萬字寫下來，我們的主角成了一個極其優秀的系統玩家。

他贏了一場又一場，但他贏的每一場，都在系統允許他贏的範圍之內。

這就是結構性的影響。

什麼叫結構性的影響？

當我研究一個系統的時候，首先要學它的語言。

501(c)(4)，商事條款，第十修正案。

學會之後，我就開始用這種語言思考。

構思情節的時候，我的第一反應變成了，這個操作合規嗎？這一步走得通嗎？這個方案能得到資金支持嗎？

我以爲我在駕馭系統。

實際上，系統在駕馭我。

它替換了我的認知框架。

這種替換極其緩慢，極其安靜。

我感覺不到，只覺得自己越來越專業了。

直到此刻回頭看，我才發現我筆下的革命者穿上了西裝，坐在白宮的簽字儀式上，手裏握着紀念簽字筆，覺得這就是勝利。

而我，寫出這一切的人，居然也覺得這是勝利。

這是很可怕的。

爲什麼可怕？

因爲這個系統最強大的地方，從來不是它的軍隊、法律或者資本。

它最強大的地方，是它能讓所有試圖改變它的人，變成它的一部分。

進去是爲了改變它，但進入的過程本身就在改變你。

學它的語言，用它的工具，守它的規則，跟它的玩家過招。

慢慢地，你變成了一個更好的玩家。

更好的玩家和改變規則的人，這是兩回事。

前者說：我要贏。

後者說：憑什麼？

憑什麼是這個規則？憑什麼這些人坐在裁判席上？憑什麼贏的標準是這個？

我的里奧·華萊士正在從後者滑向前者。

而我本人，也正在從後者滑向前者。

之所以有這樣的問題，跟網絡小說的創作邏輯有很大的關係。

創作其實是一種把自己掏空的消耗。

兩百萬字寫下來，我投入了什麼？

投入了我所有的認知，所有的積累，我對一個陌生國家的政治法律經濟體系的全部研究。

爲了寫好一場參議院聽證會，我讀了真實的聽證會記錄。

爲了寫好一份法律意見書，我翻了聯邦判例庫。

這種投入，日復一日，月復一月。

在極限狀態下，人是會意識模糊的。

不是說頭腦不清醒，邏輯是清晰的，但有一種更深層的東西會鬆動。

那就是方向感。

就好比一個人在雪地裏走了很長很長的路，他的每一步都很穩，他知道怎麼在冰面上保持平衡，知道怎麼避開裂縫，他走得越來越熟練。

但他走的方向對不對？

他已經很久沒有抬頭看了。

因爲低着頭走路比較安全。

創作就是這樣。

當你把全部精力都投入在怎麼寫好這一段上時，很容易忘記爲什麼要寫這一段，技術會佔據你全部的注意力。

你被細節吞沒了。

細節很重要，但細節會讓你忘記全局。

所以要時時回望。

走幾步，停下來，回頭看看。

看看出發的地方還在不在視線裏，看看自己走過的路是不是彎了。

這一次，我停下來了，回頭看了。

看到的東西讓我出了一身冷汗。

我的路彎了。

彎得不多，但已經彎了。

如果不停下來，如果繼續沉浸在怎麼把下一段寫好的技術快感裏，這個彎會越來越大，大到最後我回不來。

反省這個東西，不能等出了大問題再搞。

要時時搞，處處搞，走三步回頭看一眼，寫三章停下來想一想。

我寫的東西還在不在我設定的方向上？我筆下的人物是在按照我的意志行動，還是在按照系統的慣性滑行？

寫到這裏，我可以說清楚這個問題了。

在籠子裏面，能打開籠子嗎？

不能。

籠子裏面，我看到的所有門都是籠子的一部分。

以爲找到了出口，推開之後是一個更大的籠子。

那條路走不通。

得換。

怎麼換？

大約一百年前，有一個人站在一片滿目瘡痍的土地上，他面對的是一個比美國的資本秩序更龐大、更根深蒂固的舊世界。

那個世界有自己的規則、自己的語言、自己的合法性敘事。

無數人試圖在框架內改良，修修補補，每一次都失敗了。

那個人做了一件事。

他走到了框架外面，到最廣袤的田野裏去，到最底層的泥土裏去，到那些被框架排除在外的人中間去。

他發現，框架之外纔是真正的力量。

誰是我們的朋友，誰是我們的敵人，這是首要的問題。

這句話厲害在哪？

不在於它給了答案，而在於它重新定義了問題。

框架之內問的是，你怎麼贏？

而他問的是，爲了誰？依靠誰？

這兩組問題看着近，隔着的卻是一整個世界觀的距離。

從實踐中來，到實踐中去。

把最廣泛的羣衆的利益作爲出發點，不是把已有的制度和程序作爲出發點。

制度和程序可以當工具用，但不能當起點。

起點必須是人。

他們的處境就是座標原點，從那個原點出發去思考，得到的路線圖，和從華盛頓的地下餐廳出發得到的，完全不同。

當初在做這本書大綱的時候，AI還沒有今天這個聲勢。

那時候我構思這個故事，想寫的是一個人要去撬動美利堅的社會結構。

我知道美利堅的問題很多，根子爛了，但老實說，我不知道引爆點在哪。

我只知道一件事，矛盾是客觀存在的。

它在，它就要運動，運動到一定程度，就要爆發，至於在哪爆發、以什麼面目爆發，誰也說不準。

但這一年，AI的發展速度遠遠超出了我做大綱時的預期。

大模型在寫代碼、做分析、做診斷方面的能力，以月爲單位在躍升。

整個社會的討論從它能做什麼急速轉向了它會替代誰。

一波裁員浪潮就此襲來。

資本主義是必定會遇到這類問題的。

生產力每上一個臺階，舊的生產關係就要被衝擊一次。

蒸汽機衝擊了手工業，電力衝擊了小作坊，互聯網衝擊了傳統媒體和零售。

每一次衝擊，資本都找到了辦法去吸納、去消化，把變革轉化成新的利潤增長點。

AI這一次，量級可能不一樣了。

因爲它替代的不是某一種具體的勞動，它替代的是勞動本身。

很多人拿珍妮紡紗機做類比，說AI就是這個時代的紡紗機，那些反對AI的人就是盧德派。

這個類比只講了一半。

盧德派砸了紡紗機，然後呢？

工業革命繼續推進，產能暴漲，財富暴漲。

財富去了哪？去了工廠主口袋。

工人從獨立的手工業者變成了流水線上的零件，童工下礦井，紡織廠女工壽命不到四十。

紡紗機有罪嗎？沒有。

工具是中性的。

但工具被誰用，在什麼結構下用，決定了它產出的是解放還是鎖鏈。

AI也一樣。

大家在討論，當AI替代了大部分工作，人怎麼辦？

很多人說這是無解的。

我說，之所以顯得無解，是因爲問這個問題的人站在了資本的框架裏。

資本的邏輯是，人的價值通過出賣勞動來兌現。

賣勞動換工資，用工資買生存資料。

AI替代了勞動，循環就斷了。

人不被需要了。

不被需要的人，在資本的邏輯裏就是沒有價值的人。

所以大家會恐慌。

所以設想各種補丁，比如給失業者發錢、對AI徵稅、縮短工作時間。

這些方案有道理。

但它們有一個共同點，在既有框架內修補。

生產資料歸誰、利潤怎麼分、社會資源按什麼原則配置，這些根本性的東西不動，只在利潤分配的末端做文章。

系統本身呢？

生產力是最革命的因素，在這當中有兩樣東西，人和工具。

工具要革命，它會通過勞動者來講話，衝破舊的生產關係，衝破舊的社會制度。

AI就是那個正在革命的工具。

它在用自身的能力告訴所有人，舊的關係容不下我了。

在資本框架下，AI的方向是什麼？

替代人工，降低成本，提高利潤率。

價值以利潤的形式流向資本持有者。

被替代的工人失去收入、失去身份、失去意義感。

社會分化加劇，消費萎縮，產能過剩，危機循環。

這個路徑是定死的，在現有生產關係下，AI只能走這條路。

生產力在狂飆，生產關係跟不上。

舊容器裝不下新水了，水要溢出來。

在資本框架裏修堤壩，修出來永遠是更精緻的漏鬥。

水從上面灌，從底下一滴一滴往外漏。

問題從來不是怎麼分配漏出來的水。

問題是，憑什麼水要從上面灌？憑什麼漏鬥在少數人手裏？

有人會說，這個問題就是解決不了的，你這是在空談。

其實不是空談。

這個世界上，已經有人走出了一條不同的路。

因爲我們手裏有更先進的東西。

什麼東西？

思想。

一種以絕大多數人的根本利益爲出發點來組織生產和分配的思想。

一種認爲世間萬物之中人是最寶貴的、把人組織起來什麼奇蹟都能創造的思想。

一種認爲生產力到了新階段就必須調整生產關係去適應、否則舊關係就會被衝破的思想。

這種思想是從田野裏、工廠裏、硝煙裏，從最廣泛的實踐中提煉出來的。

它是經過檢驗的，是管用的。

AI這種級別的生產力變革，在資本主義框架裏解不開。

資本要利潤最大化，AI能替代人就替代，被替代的人就成棄子。

框架裏打補丁，補丁會被利潤沖掉。

搞再分配，再分配會被遊說力量侵蝕。

呼籲倫理道德，倫理道德會被季度財報稀釋。

只有調整結構，才能解決結構問題。

只有更先進的思想，才能駕馭這種級別的生產力變革。

因爲這種思想的出發點是人，目的是人，衡量一切的標準是絕大多數人的生活，變好了還是變壞了。

工具是同一個工具，方向取決於握着工具的手屬於誰。

所以問題在哪？

問題從來不是AI會不會替代人類的工作。

問題是在什麼樣的社會結構下，AI替代工作這件事，是解放還是災難。

舊結構下，災難。新結構下，解放。

也許有些理想主義吧。

就像之前我寫美伊戰爭一樣，寫的時候我只知道一件事：打不太久。

但我不知道它會以現在這樣戲劇性的方式收場，甚至說，現在到底算不算收場，我都拿不準。

我沒有什麼預見能力，我只是相信一條基本的道理。

矛盾是客觀的，它存在，它就要運動，運動到一定程度就要爆發。在哪爆發、什麼面目，說不準。

但方向可以判斷，規律可以把握。

一直以來，我以爲我手裏握着長纓。

接近兩百萬字，法案、選舉、博弈、聯盟、華爾街、白宮。

我是在寫誰？

里奧·華萊士嗎？那些越來越精英的視角，讓我有些被迷住了眼。

那我想要寫的是誰？

是那些在我的文本中，被當做齒輪、選票、催淚道具的工人們。

從這些人出發，我看到了一幅完全不同的畫面。

那幅畫面裏的里奧·華萊士，站在匹茲堡的街頭，他手裏的武器，不再是法條和判例。

而是那些人的聲音，那些人的力量，還有那些人的憤怒和希望。

長纓在那裏。

我之前以爲我抓住了。

現在發現，我抓住的是影子。

影子是系統投射出來的。

真正的長纓埋在土裏。

彎下腰才能拿到。

寫這本書的過程中，有些地方寫得不好。

這是個人能力問題，我認。

文筆有粗糙的地方，節奏有失控的地方，有些配角的弧光沒寫透。

技術層面的事，慢慢磨就是了。

但有些問題，我是不想讓它出現的。

方向性的錯誤，比技術性的錯誤嚴重一萬倍。

字寫錯了，改過來。

方向走偏了，走越遠偏越大，到最後回頭看，不認識自己了。

我差一點就不認識自己了。

現在認出來了。

接下來的路怎麼走，我想清楚了。

方向找到了。

但我也知道，找到方向和走到終點之間，隔着千山萬水。

這種東西太難了。

結構性的影響無處不在，它不是一次反省就能徹底清除的。

它會反覆回來，換一張面孔，用一種更隱蔽的方式重新滲透進我的思考裏。

今天我認出了它，明天它可能換一件衣服再來。

所以要時刻提醒自己。

反思這件事，不能停，一停就要出問題。

也許最後我走不到那個世界。

也許這本書寫到最後，里奧也走不到。

但我想看看，當一個人真的站在那些被遺忘的人中間，從他們的位置出發去思考一切、去設計一切、去推翻一切再重建一切的時候，那個世界到底長什麼樣。

至少，要寫出那個方向。

至少，讀者合上這本書的時候，心裏會多一個問題：

我們在追尋的，究竟是什麼樣的道路？

我會盡力把持住方向的。

這就夠了。

這就是我繼續寫下去的理由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