試卷發下來了。

粗糙的黃色紙張透着一股濃重的油墨味,紙很薄,能隱約看見背面的字跡。

這是1977年高考的語文卷。

第一道大題就是作文,題目再簡單不過:《難忘的一天》。

沒有材料,沒有提示,只有一個樸素的命題,等着每個人用自己的人生去填充。

陸懷民提起筆,鋼筆尖在草稿紙上懸了片刻,望向窗外。

他想起很多個“一天”。

想起六月晨霧裏河灘上的柴火爐,想起倉庫第一夜煤油燈下王老師寫下的那個“人”字,想起陳衛東在月光下說“我們讀書,不只是爲了自己”,更想起今天清晨——父親載着他,在雪地裏蹬了二十多裏路。

每一幕都清晰如昨。

但最難忘的……

陸懷民低下頭,鋼筆尖終於落在草稿紙上。

他決定寫今天。

他寫道:

“1977年冬天的這個早晨,天還沒亮,父親就騎着自行車載我去考試。雪很厚,路很滑,父親蹬得很喫力。我把臉貼在他背上,能聽見他的心跳和喘息。那一刻我想,這就是我的父親,一個普通的中國農民。他不會說漂亮話,甚至很少笑,但他用他的方式,把我送到了這個考場……”

他寫得很慢,字跡工整,一筆一劃都透着認真。

教室裏很冷,握筆的手很快凍得發僵,他不得不時常停下來呵口熱氣,搓搓手指。

但文字卻流暢地從筆尖淌出來,那些積攢了半年的情感,終於找到了出口。

“……這就是我最難忘的一天。不是因爲今天我要參加一場可能改變命運的考試,而是因爲奔赴考場的這一路,我看到了無數個和我一樣的家庭,看到了無數雙託舉的手,看到了雪地裏深深淺淺的腳印,看到了寒風中堅定的背影。

父親送我,不只是送我去考場。他送的是希望,是一個莊稼人對土地之外那個更大世界的全部想象。他知道自己可能永遠走不出那片稻田,但他希望我能。

雪還在下嗎?不,已經停了。但那條雪路,會一直留在我心裏。路上的每一個腳印,車輪碾過的每一道轍痕,父親說的每一句‘坐穩’,都會成爲我生命裏最堅實的路基。

因爲我知道,無論我將來走到哪裏,身後總有那樣一個身影——在雪地裏,在烈日下,在每一個平凡的日子裏,沉默地守護着,等待着。

這就是我的父親。這就是千千萬萬箇中國父親。

他們或許一生不曾說過‘愛’這個字,卻用最質樸的行動告訴孩子:去吧,去飛。家裏有我。

……”

寫完最後一個句號,陸懷民輕輕舒了口氣。

教室裏的溫度很低,手凍得有些麻木,但心裏卻是暖的。

其他考生大多蜷着身子,有的邊寫邊跺腳,有的把凍紅的手縮進袖口暖一會兒,再伸出來繼續寫。

陸懷民忽然想起前世看過的一幅老照片:1977年高考考場,考生們穿着臃腫的棉衣,圍巾裹得嚴嚴實實,但眼睛都緊盯着試卷,那種專注幾乎能穿透時光。

現在,他成了照片裏的人。

這種感覺很奇妙。就像站在歷史的長河邊,親眼看見那些曾經在書本裏讀到的瞬間,在自己身上重現。

作文寫完了,整張卷子也很快答完了。

語文卷子難度並不大,至少對陸懷民來說是這樣。

那些課文背誦,那些語法分析,都是他這半年反覆練習過的。

“還有十五分鐘。”監考老師的聲音打破寂靜。

陸懷民檢查了一遍試卷。姓名,考號,答案。確認無誤後,他合上試卷,靜靜等待。

鈴聲響起。

“停筆!全體起立!”

所有人站起來。有人還在最後一刻匆忙地寫着什麼,被老師嚴厲制止。

試卷被收走了。

陸懷民看着自己的卷子被疊進那一摞試卷裏,心裏湧起一種說不出的感覺——那薄薄的幾張紙,承載着他半年的汗水,一個家庭的希望,一個時代的轉折。

陸懷民把鋼筆仔細套上筆帽,收進文具袋。

“同志,”旁邊座位一個戴棉帽的年輕人轉過頭,臉色有些發白,聲音帶着不確定,“作文……你寫的什麼?”

“《難忘的一天》。”陸懷民說。

“額……我知道題目,”年輕人苦笑了一下,“我寫的是去年冬天修水庫,差點凍掉腳趾頭那天……也不知道對不對路。”

“寫真實的感受,應該不會錯。”陸懷民溫和地說。

年輕人點點頭,像是得了些許安慰,又小聲嘀咕:“下午考數學……我最怕這個。”

陸懷民沒再接話,只是對他笑了笑,拿起自己的東西,隨着人流走出教室。

走廊裏頓時喧鬧起來。

壓抑了一上午的緊張、期待、焦慮,此刻都釋放出來。

認識的、不認識的,都在交流着考題和答案。

“那道默寫,‘雄關漫道真如鐵’,下一句是‘而今邁步從頭越’吧?我差點寫成‘烏蒙磅礴走泥丸’!”

“文言文翻譯‘鍥而不捨,金石可鏤’,我寫的是‘堅持不懈,金屬石頭都能雕刻穿’,對不對?”

“作文你們怎麼寫的?我寫的是第一次看見電燈那天……”

陸懷民走下樓梯,穿過人羣,朝校門口走去。

外面不知道什麼時候又開始下雪了,但操場上、校門口此時都擠滿了人。

陸懷民在人羣裏尋找父親。

父親還站在早上那個位置,自行車旁,身上已經落了一層薄雪。

“爹!”陸懷民跑過去。

父親抬起頭:“考完了?”

“嗯,語文考完了。”

“難嗎?”

“不難。”

父親點點頭,從懷裏掏出一個布包——裹了好幾層籠布,打開,裏面是兩個還溫熱的玉米餅:“趁熱喫。”

陸懷民接過,父親又問:“下午考什麼?”

“數學。”

“能行嗎?”

“能。”

簡短的對答,是父子間特有的默契。

父親不再多問,只是從車把上解下軍用水壺:“喝口水,你媽灌的紅糖薑茶。”

陸懷民接過來,壺身也是溫的。他喝了一口,甜中帶着姜的辛辣,一股暖流從喉嚨直落到胃裏。

“懷民!”就在這時有人喊。

陸懷民回頭,看見李文斌和趙援朝走過來。

李文斌的臉色不太好,但眼睛亮得驚人:“我寫完了!作文寫了整整三頁!手都凍僵了,還是停不下來!”

“感覺怎麼樣?”陸懷民問。

“說不好。”李文斌搖頭,嘴角卻帶着笑,“但至少,我把想寫的都寫出來了。”

趙援朝搓着手:“數學是我的弱項,下午……唉。”

“別想那麼多。”陸懷民拍拍他的肩,“把會做的做對,就行。”

三個年輕人站在雪地裏,互相打氣。

遠處,學校的喇叭突然響了:“各位考生請注意,食堂準備了熱水和簡餐,可以憑準考證領取……”

“走,喫飯去。”陸懷民說。

父親擺擺手:“你們去,我在這兒等。”

“爹,您也一起……”

“我不餓。”父親固執地搖頭。

陸懷民知道勸不動,只好和李文斌他們去了食堂。

食堂很簡陋,長條桌,長條凳。

每個人領到一碗白菜湯,一個窩頭。湯是清的,能看見碗底,窩頭是粗麪的,硬邦邦的。

但沒人嫌棄。大家捧着碗,小口小口地喝,珍惜每一口食物。

陸懷民看見一箇中年考生,頭髮已經花白,戴着厚厚的眼鏡,喫窩頭時掉了一桌渣,又小心地撿起來喫掉。他的手指關節粗大,是長期乾重活留下的痕跡。

還有一對男女,看起來像是夫妻,共用一個碗喝湯,你一口我一口,相視而笑。

這就是1977年的考場衆生相——有十幾歲的少年,有三十好幾的中年;有插隊多年的知青,有剛剛放下鋤頭的農民;有工人,有代課老師,也有像陸懷民這樣從田埂直接走進考場的農村青年。

他們從四面八方來,揣着不同的故事,卻奔赴同一個希望。

喫完飯回到校門口,陸懷民看見父親正在和人說話。

走近了,才發現是陳衛東。

“陳老師!”

“懷民!”陳衛東轉過身,眼鏡片上全是雪水,“考得怎麼樣?”

“還行。您怎麼來了?”

“我這兩天監考,正好中午過來看看你們。”陳衛東從挎包裏掏出幾塊薑糖,“喫這個,暖暖身子。”

又掏出一個小暖水袋,遞給陸懷民:“下午考試,把這個放在腳下,能暖和些。”

陸懷民接過暖水袋,是橡膠的,已經舊了,但洗得乾乾淨淨。

“這是我愛人用的。”陳衛東說,“她聽說你要考試,非要讓我帶來。”

“謝謝師母。”

“別謝。”陳衛東拍拍他的肩,“好好考。”

又對陸懷民的父親說:“叔,您辛苦了。”

父親搖搖頭:“不辛苦。陳老師,您才辛苦。”

兩個男人站在雪地裏,互相遞了根菸,點上,默默抽着。

雪還在下,無聲無息。

……

下午的數學考試,果然讓許多人皺起了眉頭。

陸懷民拿到試卷,快速掃了一遍。

題目不多,但覆蓋面廣,從基礎的代數幾何,到最難的圓錐曲線,都有涉及。

對普通考生來說,這確實是挑戰。尤其對那些中斷學業多年的知青,那些只有初中基礎的農村青年。

但對陸懷民來說,這些題目太簡單了。

他甚至不需要演算,看一遍就知道答案。

但他還是認真地、一步一步地在草稿紙上計算,寫過程,就像任何一個普通考生那樣。

因爲這是考試,不是炫技。

他需要儘可能地拿到高分。

做最後那道幾何題時,他停了一下。

題目確實巧妙,需要跳出常規思路。

他思索片刻,在圖上輕輕畫出三條輔助線,然後一步步推導,證明過程簡潔而清晰。

寫完後,他抬起頭。

教室裏很安靜,只能聽見筆尖劃過紙張的聲音,和偶爾的嘆息。

有的考生在抓耳撓腮,有的在咬着筆桿苦思,有的已經放棄,呆呆地看着窗外。

時間一分一秒過去。

陸懷民檢查完所有題目,確認無誤後,放下筆。

鈴聲再次響起。

數學考試結束了。

……

走出考場時,天已經暗了。

雪停了,但風更大了,吹在臉上像刀子。

陸懷民裹緊圍巾,在人羣中尋找父親和李文斌他們。

父親還在老地方,自行車旁。

這次他不是一個人——李文斌和趙援朝也在,三個人正說着什麼。

“懷民!”李文斌第一個看見他,跑過來,“最後那道幾何題,你做出來了嗎?”

“做出來了。”

“怎麼做的?我畫了兩條輔助線,還是證不出來……”

陸懷民簡單講了解題思路。李文斌聽着,眼睛越來越亮:“對啊!我怎麼沒想到第三條線!”

然後懊惱地拍大腿:“完了,這道題十分呢!”

“別想那麼多了。”趙援朝說,“考完了就是考完了。走,回家。”

幾個人一起往外走。

雪地裏,腳印深深淺淺,蜿蜒向遠方。

“懷民,”李文斌忽然說,“如果……我是說如果,我考不上,你會給我寫信嗎?”

“會。”

“那說好了。不管你在哪裏,我在哪裏,都要寫信。”

“嗯,說好了。”

趙援朝也湊過來:“我也要。”

“好,都寫。”

三個人相視而笑。

父親推着自行車走在後面,聽着他們的笑聲,嘴角也微微上揚。

……

第二天的考試,在更凜冽的寒風中開始了。

上午是理化,下午是政治。

理化是物理和化學的合卷,題目難度不算大,他答得從容,甚至有時間在草稿紙上推演幾種不同的解法。

剛交完卷,那個昨天問他作文的戴棉帽的年輕人——後來知道他叫孫國慶,就緊張地和別人對答案,聽到不同的回答時,急得直跺腳。

“陸懷民,最後那道力學的第三問,你算出的加速度是多少?”孫國慶看見他,像抓住救命稻草般跑過來。

“1.2米每二次方秒。”陸懷民說。

孫國慶的臉一下子垮了:“我算的是1.5……完了,算錯了。”

“也不一定,可能我算錯了。”陸懷民安慰他。其實他知道自己是對的,但他不忍看對方沮喪的樣子。

“但願吧……”孫國慶苦笑着搖頭,又突然問,“你報的哪?”

“科大。”

“科大?”孫國慶眼睛瞪圓了,隨即豎起大拇指,“有志氣!我……我就報了個地區師專。能考上就燒高香了。”

下午的政治是最後一科。多是關於國家政策、時事要聞和基礎理論的內容。

陸懷民答得很穩——這半年來,他不僅背熟了陳衛東整理的重點,還通過陳衛東從縣圖書館借了最近一整年的《人民日報》,從中反覆琢磨了這個時代的語言邏輯。

最後一道論述題:“結合當前實際,談談你對‘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’的理解。”

陸懷民沒有寫那些空泛的口號。他想了想,提筆寫道:

“在農村,我們曾以爲鐮刀只能彎着腰用,這是多年的‘經驗’。但當我根據力學原理改良了鐮刀柄的角度後,收割效率提高了兩成。這件事讓我明白,過去的做法不一定都是真理,只有經過實踐檢驗、能真正提高生產效率和改善人民生活的,纔是值得堅持的真理……”

他寫得很樸素,但每一個字都來自這半年真實的體會。

當交卷的鈴聲終於響起,陸懷民放下筆,輕輕呼出一口氣。

結束了。

1977年的高考,就這樣結束了。

他收拾好文具,最後看了一眼考場——粗糙的木桌,斑駁的黑板,牆上貼着“向科學進軍”的標語,還有那些剛剛放下筆、神情各異的考生們。

這一切,都將成爲歷史。

走出教室時,夕陽正好。雪後初晴,天空被洗得湛藍,陽光透過梧桐枝椏,在雪地上投下長長的影子。

父親就站在那片光影裏,推着自行車,靜靜地等着。

陸懷民走過去。父親什麼也沒問,只是接過他的書包,掛上車把,然後拍拍後座:“回家。”

“嗯,回家。”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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