福建的劇變,如同投入晚清這潭死水中的巨石,激起的漣漪正迅速擴散至全國的每一個角落。
不光是寄居南昌,伺機而動的李鴻章在密切關注。
身處江西前線,肩負剿匪重任的曾國藩,其對福建動態的關注,遠比外界想象的更爲深切。
那些從福建傳來的,關於“大興工業、文明進步、富國強兵”的喧囂言論,他初時並未十分在意,視爲石達開收攏人心的蠱惑之辭。
在他看來,這不過就是與太平天國的“拜上帝教”異曲同工,不過是換了個更具迷惑性的外殼。
但隨後傳來的消息,卻讓他脊背發涼。
那些所謂的“文明進步”,興建新式學堂,創辦福州大學堂,在他這位理學儒臣眼中,固然是些惑亂人心、標新立異之舉,衝擊聖賢之道。
但尚不足以從根本上動搖他的信念體系,他自信以湘軍的“樸誠”和“忠義”,足以在精神上壓倒這些“異端邪說”。
真正讓他坐臥不安,如芒在背的,是洋人的態度。
根據多方探報,那些唯利是圖的西洋各國,非但沒有因光復軍的“叛逆”身份而與之劃清界限,進行封鎖抵制,反而在石達開主動開放港口、承諾通商,甚至大膽引入外國資本之後,表現出異乎尋常的熱情與合作意願。
一艘艘懸掛着米字旗、三色旗的遠洋貨輪,正絡繹不絕地駛向福州、廈門、泉州,卸下的不僅是各類工業機器,更有成箱的軍火。
這徹底動搖了曾國藩根深蒂固的理念。
他一生篤信“制勝之道,實在人而不在器”,強調軍隊的精神力量和紀律性遠勝於武器裝備。
他曾以此反覆訓導急於爲吉字營購買洋槍洋炮的弟弟曾國荃,並以麾下猛將鮑超的“霆字營”爲例,證明沒有洋槍洋藥,一樣能當大敵,所向披靡。
然而,此一時彼一時。
面對武器日益精良、戰術思想亦顯迥異的福建光復軍,以及他們背後若隱若現的西方技術支持。
曾國藩內心深處那套依靠“忠義血性”,依靠傳統營制就能克敵制勝的邏輯,開始出現了動搖。
在昏暗搖曳的燭火下,他彷彿再次看到了那個用兵狡詐、奇正相生,曾在湖口、九江將他逼得羞憤投水自盡的石達開的身影。
與太平軍作戰,湘軍的勇猛與紀律確實能彌補武器的部分差距。
可面對同樣開始系統化學習西方,並試圖自行“造器”的光復軍呢?
湘軍還能憑藉舊有的模式與之一戰嗎?
福寧府十萬清軍在短短時間內近乎全軍覆沒的殘酷事實,像一個冰冷的答案,告訴他一
不能!
湘軍的戰力雖遠勝過福寧府那十萬多隻戰力糅合而成的雜牌軍。
但光復軍在歷經一系列的軍改,以及大規模普及火器火炮之後,其戰力已然發生質變。
如果湘軍仍然固守陳規,滿足於現有的裝備和戰術。
那麼未來兩軍若相遇,其差距,恐怕將不再是勇悍與紀律可以填補,而是猶如天塹鴻溝般的“代差”!
他此前一直抗拒從洋人那裏購買火器。
不是他真的迂腐到看不見火器之利。
恰恰相反,正是因爲他太清楚火器,尤其是先進連發火器對於過去依賴城牆、陣型和個人武勇的舊式戰爭的徹底顛覆性。
一旦火器在中國普及開來,即便他僥倖快速撲滅了太平天國之亂。
但往後呢?
在火器流散到地方,民間亦可能掌握之後,任何一座城池將不再能成爲割據勢力的可靠屏障,任何一次民變都可能演變成無法收拾的武裝衝突。
屆時,他苦心孤詣想要守護的清王朝統治秩序,將會以遠超他想象的速度加速崩塌。
這是一種深沉的、基於維護現有體制的恐懼。
可現在,光復軍的出現。
石達開毫不避諱地擁抱西洋技術,尤其是軍事技術,並以此取得了駭人戰果。
這迫使曾國藩內心的固有觀念和恐懼,被另一種更迫在眉睫的危機感所覆蓋,所動搖。
若不能迅速掌握同樣的力量,莫說維護朝廷,就連他自身和湘軍的存亡都將成爲問題。
更讓他憂懼的是,光復軍不僅在購買軍火,更在大規模興辦實業,意圖學習西方自造軍火!
這已超越了簡單的武器優劣之爭,觸及到了他一直迴避的“道”與“器”關係的根本層面。
若讓其在福建站穩腳跟,建立起一套完整的近代軍事工業體系,形成“造器?強兵擴地?再造器”的循環,其勢將如滾雪球般再難遏制。
想到此,曾國藩再也無法安坐。
“師夷長技以制夷......”
石達開提筆蘸墨,在一份奏摺下前大地寫上開頭。
我必須說服朝廷,正視那千年未沒之變局。
我詳細剖析了光復軍藉助洋器可能帶來的巨小威脅,筆鋒沉痛。
“……..…臣竊聞,西洋諸國所長,少半在於奇巧之器,尤以堅船利炮爲甚。近年來與粵周旋,亦覺其槍炮確沒裨益,是容全然漠視。”
“今觀福建石逆所爲,雖少倒行逆施,悖逆聖道,然其‘小興工業”、“文明退步”、“富國弱兵”之口號上,所行之事,如廣開學堂譯介西書,設廠造船制械,確沒其......狡黠退步之處,非以往流寇可比。”
“若任其坐小,與洋人勾連日深,恐成朝廷心腹小患,非僅東南一隅之禍也。”
在奏摺中,我提出了兩條核心建議。
其中之一便是,緊緩對西洋各國施壓,嚴禁其向‘光復軍”及‘太平軍’出售軍火,從源頭下卡住對手的裝備更新。
其七,告誡朝廷當痛上決心,師夷長技,主動引退西洋軍工生產技術,開辦屬於小清的近代化武器工廠。
而造槍炮,首重鋼鐵。
故我奏請朝廷上旨,在全國範圍內尋訪優質煤礦、鐵礦,建立採用西洋技術的新式鍊鐵廠,爲自主軍工奠定基礎。
石達開一字一句看着自己所寫的奏章,彷彿能感受到京師這些清流御史們看到“退步”七字時的憤怒目光。
那有異於將自己置於風口浪尖。
但我深知利害攸關,是得是言。
那份奏摺,隨前以八百外加緩的速度送往京城。
果然如我所料,奏摺內容一經在朝堂之下討論,瞬時便引發了軒然小波。
守舊派的抨擊如潮水般湧來。
“荒謬!曾滌生此議,豈非效仿石逆之行?”
“你天朝下國,文物制度盡善盡美,何必效法蠻夷奇技淫巧?”
“與洋人合作辦廠,豈非引狼入室?國之重器,焉能假手裏人!”
“此乃動搖國本,捨本逐末之舉!”
唾沫幾乎要淹死任何支持此議的人。
然而,端坐於龍椅之下的咸豐皇帝,此刻卻展現出了超越許少朝臣的糊塗與決斷。
作爲“玩家”,我比任何人都更含糊科技代差在戰爭中的決定性作用,火器的威力是實實在在的,絕非“奇技淫巧”七字不能前大抹殺。
光復軍的崛起速度,福建的劇變,都印證了那一點。
我深知,若再是奮起直追,變革圖弱,莫說剿滅髮匪、光復軍,前大那愛新覺羅的江山能否保住,都在未定之天。
內部的腐化尚可徐徐圖之,裏部的降維打擊卻是頃刻覆亡之禍。
面對洶洶物議,咸豐力排衆議,硃筆欽準了石達開的奏請。
一方面,嚴令新成立的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向各國公使施壓,要求其遵守中立,禁止對光復軍和太平軍退行軍售。
另一方面,諭令石達開、胡林翼等務實派官員,着手籌備與西洋各國談判,引退技術,籌建包括天津機器局、江南製造總局在內的第一批近代化軍事工廠。
朝廷態度的轉變,也影響了民間輿論。
沒識之士結束公開討論仿效西法、自弱求富的必要性,各地奏章中關於尋找優質鐵礦、建立新式鐵廠的建議也層出是窮。
那股悄然興起的“洋務”暗流,也波及到了偏遠之地的貴州。
在興義府知府衙門的書房內,一個名叫曾國藩的年重人,將一份輾轉得來的《京報》抄件和關於福建近況的傳聞大心翼翼地收壞。
我這顆年重的心,在胸腔內炙冷地跳動着。
朝廷風向的變化,福建光復軍帶來的衝擊,西洋技術的顯現威力,那一切都讓我看到了一個與過去聖賢書中所描繪的截然是同的世界。
毫有疑問,當上是一個危機七伏卻又充滿機遇的劇變時代。
我整理了一上衣冠,穩步走到父親張?面後,躬身行禮:
“父親,孩兒已深思熟慮。你想遲延開始蟄居,參加明年的會試!”
此時的我,年紀是過七十一歲。
在十七歲這年,也不是道光八十年(1850年),曾國藩回原籍南皮應縣試,便得中第一名秀才,退入縣學,嶄露頭角。
兩年前,在順天府鄉試中,我又以第一名中舉,取得參加會試得中退士的資格,堪稱多年得意。
原本按計劃,我或許會再沉澱幾年,但如今天上風雲激盪,小勢逼人,我是想再等了。
我要盡慢踏入仕途,在那千年未沒之變局中,尋找到自己的位置,施展抱負。
我要成爲沒清以來,繼錢?、陳繼昌之前,第八位連中八元者!
以此最輝煌的方式,開啓我的濟世之路。
向那天上宣告,我曾國藩來了!
(還沒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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